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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精神最基本的信念是把人当作人

2018-11-07 19:21 来源:未知

人文精神最基本的信念是把人当作人

       民主运动的展开,政治改革的翻转,国际形势的挑战,全球化浪潮的冲击,使整个社会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戒严时期的宁静与安定。学校的围墙,再也抵挡不住变革力量席卷而来。知识分子留守在书窗里的安顿,也不复存在。在知识实践的时代,所有的思考者与书写者似乎受到要求,如何把静态思维化成具体行动。这恰恰就是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,也是检验人文精神的最佳时期。
  而在阅读中,我们发现文学容许我们看见女性受到歧视,原住民受到污名化,农民工人受到剥削,同志受到扭曲。在静态的文字之间游走,终于激发读者的批判行动。而这样的批判,正好与我们所高举的人文精神相互吻合。从文学阅读中探索当代台湾人文精神,正是本书书写的主要企图。
  走出象牙塔
  文学作品只是属于静态的文字吗?它只是限于艺术审美的领域吗?或者,它竟只是创作者之间的文字游戏吗?这个议题已经存在许多人的观念或偏见里,好像已经铸成定论,那样牢固地进驻在学术界里。文学研究者曾经受到强烈质疑,而且也不时被指控:「文学不能治疗感冒,也不能治疗香港脚。」是这样吗?好像理工科技才是真正的知识,是非常实用的学问。然而理工领域,如天文学、物理学,也不能治疗感冒与香港脚。学术界对文学领域的偏见,并非真正理解文学的核心价值。长期以来,我希望换一个角度,重新探讨文学在当代社会所带来的冲击。在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,开授了两个学期的课程,名称是「文学与当代台湾人文精神」。这个课程设计,在于鼓励学生透过文学阅读,进一步探索战后台湾社会、政治、文化的演变。现在时机已经成熟,可以具体写出一册专书,仔细观察文学如何再现台湾社会,如何从封闭的党国体制走向开放的民主改革,如何使边缘族群、性别、阶级获得发言权,从而进一步干涉政治权力。
  台湾社会曾经把学术研究视为象牙塔,这是许多人的看法,很少有人对这样的概括反驳或抗拒。象牙塔(ivory tower)是一个西方舶来的名称,在一定程度上,对知识分子抱持高度的贬抑。学者把自己关在象牙塔,也并非是罪大恶极。如果一个社会陷入混乱的意识形态斗争,或卷入恶劣的政治权力争夺,学者反而可以获得一个清楚思考的位置。所谓知识分子,是从英文的「intellectuals」翻译过来的,意味着从事思考的人,可以实践知识于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或家国。这个名词,跟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截然不同。士大夫在西方被译为「literati」,指的是经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官僚(scholar-bureaucrats)。士大夫可以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,却可以掌握权力,统治天下。这种畸形现象,曾经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,使得民间与官方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。
 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,德川儒学传统开始有了变革。他们把「诚心,正意,修身,齐家,治国,平天下」的论述,区隔成为两种不同的范畴。从诚心到齐家,是属于私领域,治国、平天下则是属于公领域。在私领域的个人修养,是属于个人道德的养成;而在公领域的治国、平天下,则是属于实学。诸子百家的大传统,无非都是在于成就个人的品格与道德。进入现代世界以后,凡是有关国家社会的重大决策,就必须透过新兴的近代知识,如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法学,甚至是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学、医学,来实践于现实的政策里。这种儒家传统的变革,是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原因,他们全面向西方的近代知识开放,接受现代化思考的洗礼,终于完成脱亚入欧的现代化取向。
  明治时期近代知识分子的格局,可以说与晚清的官僚士大夫划清了界线。前者重视政策的具体实践,后者仍然停留在道德修养的层面上。知识分子一词,在中国的出现,恐怕必须要等到五四运动之后,才普遍使用。士大夫自我囚禁于象牙塔之内,在晚清时期并非是离奇现象。明朝的王阳明曾经提出「满街都是圣人」,在当时可能是一种尊称。但明朝灭亡的原因,便是满街圣人仍然在空谈心性。当知识与社会之间出现落差时,士大夫在关键时刻可能无法救国,反而是朝代颠覆的致命原因。
  象牙塔的存在,并不是罪恶。如果知识分子拥有庞大知识,应该对当代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。在充满挑战的关键时期,无论是属于科学领域或人文学科,知识分子往往被期待走出象牙塔。毕竟他们比起社会的各个阶层,具备了更完整的知识论与世界观。他们绝对有足够能力,足以探知公共价值所受到的扭曲与贬抑。也许要他们承担公平与正义的责任,似乎是一种苛求,但是指出真理或真相的偏颇与曲解,应该是所有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。在太平盛世,学术研究者当然是要关在室内进行专业的思考。当外面的社会现实发生价值混乱时,辨识政治权力的泛滥,或厘清意识形态的误用,唯知识分子能够胜任,并提出一个指引。学院或校园的围墙,也许是构成象牙塔的藩篱。学者或知识分子,可以在围墙之内进行冷静的思考,从事深刻的知识追求,比起同时代的其他社会阶层,知识分子确实可以获得相当丰富的信息。他们具备能力可以发现社会或政治的问题,也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。
  知识并非是静态的存在,无论是属于方法论或实践论,能够活用它,就能够翻转政治权力的长期优势。在殖民地时期,在戒严令时期,政治从来都是在干涉知识分子,阻碍他们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。这种单方面支配的优势,经过一九七○年代民主运动之后,知识分子已经可以主动干涉政治。在到达可以干涉政治权力之前,台湾社会已经有多少左翼知识分子遭到逮捕并枪决,有多少右翼的自由主义者遭到查禁并审判。这种血迹斑斑的记忆,长期构成了台湾知识分子的噤声与畏怯。在白色恐怖年代,无数的社会主义信仰者被冠以匪谍与通敌之名,而受到残酷的人权迫害。台湾会变成极端右倾的社会,完全肇始于战后初期的高度镇压。相形之下,可以合法地从事公开言论批判的追求,大多是属于自由主义分子。从一九五○年代的《自由中国》,一九六○年代的《文星》杂志,一九七○年代的《大学杂志》,鲜明地铺陈出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。
  在那苍白而荒凉的年代,所有的杂志都承受过被查禁的命运。雷震、殷海光、李敖、柏杨、彭明敏,都曾经罗列在台湾自由主义传统的系谱里。他们如果不是被监禁,便是被剥夺教职,或者是被迫远走他乡。历史所给予他们的残酷命运,终于没有使他们保持沉默,只要有发言的空间,他们都各自提出内心所怀抱的理想社会。没有这些前行者的努力,也许就无法预告日后台湾民主运动的诞生。他们拥有的利器,只不过是思想与文字。他们未尝有一日使其理想获得实践,但是他们的著作却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提供无穷无尽的想象。
  相对于早期静态的知识分子,台湾在一九七○年代开始见证运动型知识分子的诞生。所谓运动型知识分子,指的是他们不再只是依赖静态文字的发表,而是进一步与同时期的思想光谱接近者相互结盟。他们完全是时代的产物,如果没有经历过一九七○年钓鱼台运动,如果没有受到一九七一年退出联合国的冲击,如果没有受到一九七二年华府与北京签订《上海公报》的影响,知识分子不可能走出书斋,而纷纷投入正在萌芽的草根民主运动。一九六○年,雷震虽然有过组党运动的尝试,却在威权体制的破坏下,使构想中的中国民主党胎死腹中。
  在一连串国际事件的打击下,国民党在台湾所虚构的「中国体制」,逐渐显露其欺罔性。聚集在《大学杂志》下的本土知识分子,已经强烈感受台湾的历史危机。他们一方面放弃国民党党籍,一方面主动参与选举运动。其中的代表人物,当以许信良与张俊宏为具体例证。在那危疑时期,他们不仅具有论述能力,也具备了走出象牙塔的勇气。他们比起雷震、殷海光还更具优势的原因,就在于国民党所高举「代表中国」的旗帜,已被揭破是荒谬与谎言。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,党外运动一词逐渐形成全新的政治观念,一方面暗示政治的中国性已注定要式微,一方面则彰显文化的台湾性即将崭露头角。
  走出象牙塔,是当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宿命。民主运动的展开,政治改革的翻转,国际形势的挑战,全球化浪潮的冲击,使整个社会再也不可能停留在戒严时期的宁静与安定。学校的围墙,再也抵挡不住变革力量的席卷而来。知识分子留守在书窗里的安顿,也不复存在。在知识实践的时代,所有的思考者与书写者似乎受到要求,如何把静态思维化成具体行动。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,也是检验人文精神的最佳时期。
  什么是人文精神?
  传统书生参与科举考试时,或者获得官位时,往往被要求必须写出所谓的「策论」。这些策论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或经济状况,向皇室提出政策上的建议。以北宋为例,整个王朝不只受到北方契丹人的挑衅,也受到西夏人的「寇边」,迫使天朝必须进行防御战争。由于北宋强调中央集权,提倡文人政治,所以这些书生所提出的政策建言,往往都沦为空谈。在他们的文字里,充满了非常腐朽的春秋观念,再三强调尊王攘夷的崇高理想,因此当时所盛行的弭兵论,都只能证明书生空议论而已。在旧社会里,知识与现实总是出现巨大落差,他们可以提出陈义甚高的言论,却无法在残酷的现实世界具体使用。
  士大夫的思维,能够支配传统社会长达千年之久,完全是受到科举制度的庇荫。他们提出的建议,或传播的言论,大多数是属于反智论(anti-intellectualism)。表面上是非常雄辩,骨子里却是极其空洞。这种现象,必须要到一九○五年慈禧太后废除科举考试之后,知识领域才逐渐有了改观。紧接着五四运动崛起之后,当时知识分子如胡适、鲁迅,开始展开对儒家思想或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。那种蔚为风气的反传统论(anti-traditionalism),正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一次彻底反省。台湾社会的知识现代化,并没有与五四传统紧密连接起来。他们在殖民地里所接受的现代教育,就已经脱离传统儒家思想的桎梏。殖民地孩童在公学校所受的教育,包括国语、历史、数学、博物,已经与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截然不同。
  台湾第一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时间,大约在一九一五年左右,也就是噍吧哖事件受到残酷镇压的那年。知识分子一词,无论是思考或行动,已经与中国士大夫的条件有了全然不同的取向。他们所受的知识训练,在走出学校之后,便是要把所有学习的成果具体实践于社会。一九二○年,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所组成的新民会,创办了《台湾青年》的刊物,开始介绍当时全世界最新的思潮,并且也针对殖民地所面临的畸形统治,提出他们的见解。无论是他们所吸收的理论,或是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,他们的言论高度完全可以与现代思潮相互比并。发轫于一九二○年代的启蒙运动,对于后来政治团体的冲击,不可不谓巨大。这些政治团体包括:台湾文化协会(1921)、台湾农民组合(1926)、台湾民众党(1927)、台湾共产党(1928)、台湾地方自治联盟(1929),在思想光谱上,从极右到极左的政治立场,都同时浮现。
  日据时期以降的台湾知识分子,便是要纠正殖民统治所带来的人格扭曲。当他们提到台湾人时,「人」的价值观念都受到尊崇。这样的「人」,涵盖了人本、人权、人文的广泛定义。这些都牵涉到文化内容的问题,确切而言,凡是有关种族(race)、阶级(class)、性别(gender)的议题,都是当时台湾知识分子的关心所在。在面对日本的种族优越论时,知识分子提出了台湾人本位论。在面对日本资本家垄断所有的利益时,他们站在农民与工人的立场提出批判。在面对统治者男性中心论的支配时,他们也会站出来为台湾女性讲话。
  他们的思考与行动,可以说非常符合当代所说的人文精神(humanism)。知识分子在殖民地时期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多元,从最基础的启蒙工作,到思想传播,终而创办杂志与报纸,足以显示他们对自己所具备的身分相当警觉。稍后他们所介入一九二○年代的政治运动,以及一九三○年代的文学运动,无非都是台湾人文精神的延伸。无论是左派或右派知识分子,他们在诉诸具体行动时,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。他们受到逮捕审判,或是思想遭到检查,根本无所遁逃,而必须为自己发表的语言或文字负起责任。他们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果敢行动,无疑是为后代的知识青年塑造典范。
  什么是人文精神?这个语词的诞生,其实是因应现代科技的到来。「人」的发现,是文艺复兴以降的重要议题。当他们的知识逐渐脱离教会的控制,人的意义不再是神学的附庸,而是一个可以思考、可以批判、也可以行动的肉身,也是可以藉由理性的判断,建立一个全新的文化秩序。启蒙运动之后,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在科学方面开启无限的想象,近代知识所包括的化学、数学、物理学次第建立起来,而政治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也持续开拓出来。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知识领域慢慢构筑完成。十九世纪中期发生的工业革命,使人类更进一步创造科技文明,那种大量生产、大量复制的时代,也接踵而来。
  机械文明开始统治整个世界,人的意义也因而逐渐萎缩。在整个庞大的工业社会里,作为人的单位愈来愈渺小,有人称之为「原子化」(atomization)。人类藉由近代知识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,证明了科学并不必然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利用科学文明来制造战争,使人类陷入两次大战的灾难,已经证明人类的智慧是极其有限。所谓现代性(modernity),一言以蔽之,便是指人的理性(reason)。当人的理性高过所有的世俗价值,它的地位无疑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。利用理性的判别,利用科学的优越性,来建立种族歧视、阶级歧视、性别歧视,正是二次大战以降人类所面临最急迫的危机。
  在二十一世纪的台湾,重新提出人文精神的议题,是不是已经过时了?是不是会被嫌弃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?身为一个文学研究者,或许只要把文学内容的研究做好,便已经相当尽职了。然而,在文学阅读中,慢慢会发现所有的作品并非只是静态文字的演出。作家在他的书写中所呈现的世界,往往是读者未曾思考或从未到达的境界。在阅读过程中,我们也发现了台湾社会一直都存在着族群歧视、阶级歧视、性别歧视的问题。这些问题的存在,可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,是由工业文明造成。岛上发生的文化冲突,其根源往往来自历史的残余,政治的多余,而这正是本书所要面对、处理并解决的。
  战后初期的族群歧视,来自中华民族主义的高涨,以及台湾人所接受的日本文化遗产。两种不同的历史经验相遇时,都各自产生两极的想象、与相反的看法。在戒严时期,省籍问题也不断衍生、泛滥,尤其是外省族群多划归在军公教的社群里,而本地族群则多是属于一般工商业的庶民。一九七○年代本土运动崛起后,又开始出现统独问题。政治主张使得知识分子也分别隶属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团体。一九九○年代,政党政治开始萌芽时,整个社会又陷入蓝绿对决。这已经不是政治议题所能概括,其中还牵涉到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的内容。
  人文精神最基本的信念,便是把人当作人看待,同时也强调自己要活下去,也必须让别人活下去。依据这样的信念,我们在文学世界里看到人的存在,看到生命与社会的本质。文学不再是静态的书写,它所呈现外在社会的偏见、歧视、贬抑,绝对不是向壁虚构。作家以敏锐之眼洞察人间的不幸与偏颇,把他们所看到的事实化为故事,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作家的想象可能被视为虚构,但是他们确实到达社会最彻底最深层的边境。从那里他带回来讯息,呈现给他的读者。文学容许我们看见女性受到歧视,原住民受到污名化,农民工人受到剥削,同志受到扭曲。在静态的文字之间游走,终于激发读者的批判行动。而这样的批判,正好与我们所高举的人文精神相互吻合。从文学阅读中探索当代台湾人文精神,正是本书书写的主要企图。